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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的增长可能放慢，但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还会不断上升。
“半空的杯子”，瑞银之前曾认为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将导致全球贸易增长放缓，但这并不意味贸易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会下降。全球贸易与GDP之比可能还会继续增长，甚至加速。
上述判断的思考起点是贸易的复杂性。由于人们希望生活尽可能简单，产品的构成渐趋复杂，贸易不再延续帝国模式，现代贸易的供应链越来越长也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意味着在经济没有剧烈变动时，GDP的贸易份额几乎肯定增长。
IPAD便是复杂实物贸易的典型例子。IPAD名义上在中国生产，但中国劳动成本只占最终售价的1.6%，最终售价三分之一的零部件在中国之外生产，这些零部件在中国进口并组装，再出口到消费目的地。每购买一台IPAD，全球GDP会增长一台IPAD，而全球贸易却最少增加大约1.33台IPAD。这一现象是由重复计算导致的。具体来看，在中国台湾生产的芯片出口到中国内地会计入全球贸易，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成品IPAD也会被计入全球贸易，而IPAD的最终价值也包括芯片的价值。
考虑到贸易的这种复杂性，GDP的贸易份额只有在受到特定冲击时才会下降，比如贸易的复杂度降低、消费从可贸易品转向不可贸易品，等等。
降低贸易复杂性，重新回到帝国贸易模式，似乎不是一个特别可信的威胁。即使是页岩气的出现，也不会减弱贸易的复杂度。页岩气本身对全球贸易量的影响是中性的，它会改变美国的贸易平衡，却不会减少全球石油贸易。其实，自然资源的新发现，只会改变它的全球贸易地理格局，不会对贸易总量有负面影响。
因为能源价格的下降，生产回归美国国内存在潜在可能，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在享受发达世界最低能源价格的同时，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仍保持最高水位，出口则保持最低水位。从这个过程的另一面看，危机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确有削弱，但不能说明贸易复杂度出现逆转。一者它的影响比金融市场流动小得多，二者可能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在既定沉没成本与时间维度下反应较慢。
贸易面临的最后一个挑战是消费模式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贸易密集型产品的消费减少。一方面，政府消费在GDP中的份额可能上升，而政府的进口倾向低于私人部门；另一方面，私人部门也有可能自发降低边际进口倾向。
但技术的发展会拓宽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的服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交易，而这些交易在十年前尚不可行。甚至像3D打印技术，也有潜力增加贸易，不仅作为知识产权可以直接贸易，也可以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
此外，关税的增加、贸易融资的下降、规则障碍也会对贸易形成冲击。不过，世贸组织的存在以及对关税损害的普遍理解都大大减少了关税冲击的可能；2008/2009年对全球贸易带来负面影响的贸易融资崩溃正在恢复；对全球贸易带来持续损害的贸易规则已经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并在贸易谈判中更多关注监管的协调。
展望未来几年，贸易激励将趋于增长。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贸易的经济激励源于异质化。而世界经济很可能会伴随时间的推进变得更加不均匀，这会增加贸易增长的经济效益。人口与环境资源的配置都表明，推动贸易的经济激励将会增长，而不是下降。
全球人口明显分化。发达经济体与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如中国面临老龄化，其他地区如中东的年轻人口在迅速扩张，考虑到大量移民在政治上不太可行，这种不断增长的不均匀分布显示了贸易增长的力量。
自然资源禀赋分布的不均匀将会因为全球人口的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资源消耗的效率可能会成为未来生活维持经济效益水平的关键，这也是贸易增长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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