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大清国爆发经济危机，不少巨商大贾，尤其那些之前擅长资本运营的大佬们，如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等纷纷落马道恩股份股吧。危机从金融界迅速蔓延到实业界，大量公司纷纷倒闭。当年，《字林沪报》上的一篇评论认为，造成危机蔓延的原因，除了大环境之外，“炒股炒成股东”也是问题之一：此前几年改革开放，大清涌现出来的大量的公司，令新生的证券市场风生水起，异常活跃，吸纳了数百万两白银；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股东们，却只想做个“股民”，股票“投资”市场成为股票“投机”市场。大量的借贷资金，甚至国有资金，变着法地涌入股市，争相攫取暴利，而一旦熊市登场，手中股票便成为一张废纸，债主登门逼债，“股东们”（“股民们”）遂无地容身，“为伙者亏空店本，为东（东家）者累及他人”，因此加剧了市面的震动。
证交所成为投机者们的博彩舞台、各种政经资源的角斗战场，而公司制则被异化成了赌具和筹码。这样的异化，与公司制刚被引进大清国时所受到的广泛质疑，在本质上并无差别。
1872年12月26日，在浓烈的圣诞节氛围中，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在它所发行的股票上明确刊载：每股1000两，先收银500两，每年1分生息。不管公司业绩如何，股东都可以旱涝保收地获得股息，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官利”制度，从此一直贯穿在晚清和民国的公司史中，甚至堂而皇之地写入了民国的《公司法》。在“官利”制度之下，投资行为被借贷行为所取代，投资者成为债主而非股东。
这背后，固然有民间资本缺乏的原因，但更在于社会整体信用的严重缺失，“宁可一人养一鸡，不可数人牵一牛”，西方式的依靠契约精神与法律体制维持的公司制，仿佛一条领带被系在了长袍马褂之外，不仅不中看，还时时有勒颈的危险。时人给我们描绘了公司带来的可怕后果：“奸狡之徒，倚官仗势，招股既成，视如己物，大权独揽，恣意侵吞，酒地花天，挥霍如粪土。驯至大局破坏，不可收拾，巨万资金，化为乌有，甘受众人唾骂。公司招股之流弊一至于此，于是人人视为畏途。”（《论公司之益》）究其原因，该文作者乃至今日不少经济史学者，多归咎于公司中的“官办”成分，给了“奸狡之徒”以“倚官仗势”的机会，令小股东的利益没有保障。
其实，公权力在商业领域的不当介入，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小股东退缩，但即使在没有“官股”成分在内的纯民营企业，不仅“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现象普遍存在，即使好不容易筹集了股份，也想方设法要拉点官股进来，给自己带个“红帽子”，这其中，固然有无奈或投机的成分，但也因为股东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与监督，希望有个“领导”能在股东会或董事会内起到“老娘舅”的作用。
在诚信缺位的情况下，公司招股不得不依赖更为可靠的血缘或友情等，很难社会化募集。而没有“官利”的驱动，几乎难以完成任何公司的募股。当年著名的实业家张謇就感慨说，如果没有官利制度的吸引，“资本家一齐猬缩矣，中国宁有实业可言？”真是一语道破中国特色背后的实际无奈。
在“官利”制度下，“不幸”成为股东的投资者，当然会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以图短期套利。而当大清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证券交易场所后，公司招股难的问题在表面上被“资本市场”大跃进所取代，但在人们踊跃，乃至疯狂抢购股票的背后，依然是视“股东”为畏途的投机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