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pai)新闻记者(zhe) 周頔
2月(yue)24日，在北京大学(xue)光华管理学院与(yu)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yan)究所联合(he)举办的“2022年(nian)两会前经济形势和(he)政策展望(wang)分析会”上(shang)，北京大学光华管理(li)学院教授、院长刘俏(qiao)谈及我国的(de)经济发展形势时表示(shi)：“短期(qi)我（有些(xie)）悲观，但对于中国2035、2050长远的经济发展(zhan)形势，我非(fei)常乐观，非常有(you)信心。”
刘俏指出(chu)，由于很多不利(li)因素叠加在一起，导(dao)致今年的经济增(zeng)长压力确实很大。他(ta)表示，越是在这个时(shi)候，越需要把本(ben)质问题找出来，应把(ba)宏观政策发力点所(suo)锚定的变(bian)量，从短期的简单增(zeng)长目标转换成(cheng)中长期国家经济核心(xin)增长力领域。
刘俏谈道，在完(wan)成工业化之后，中国(guo)要保持经济健康(kang)稳定发展，应(ying)对全要素生产率（下(xia)称“TFP”）下(xia)降，就必须寻(xun)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neng)，需要对基础核心行(xing)业进行数量巨大(da)的投融资，这是(shi)中国经济增(zeng)长的底层逻辑(ji)。
对于政策措施，刘(liu)俏建议，可(ke)以采用更为积极的(de)财政政策和货(huo)币政策：可以考虑以(yi)国债置换地方(fang)政府债务(wu)，释放地方政府投(tou)融资活力。同时规范投资，强化(hua)市场化资源配置，新增资金(jin)投入关键领(ling)域和节点行业。
提升增(zeng)速需要数量(liang)巨大的投(tou)融资
谈及(ji)中国经济(ji)增长的底层逻辑，刘(liu)俏对比了1987年(nian)与2017年中国生(sheng)产网络的变迁。在(zai)越发密集的生产(chan)网络中，那些明显(xian)增多、越发突出(chu)的中间节点行业成为(wei)了关键。
它们意味(wei)着什么？刘俏表(biao)示，意味着在(zai)过去三四十年的发(fa)展中，中国人已经(jing)习惯了以市(shi)场为基础(chu)的交易活动，通过(guo)国家政策，大量投资(zi)汇聚到这些(xie)节点行业，带动上下(xia)游出现了很多市场(chang)主体，最终(zhong)形成了1.5亿(yi)个微观经济单元。他(ta)们把各个行(xing)业用市场化交易的(de)方式连接在一起，而发生在节(jie)点行业的技术变革(ge)和冲击通(tong)过生产网络(luo)传递，产生了可(ke)观的溢出效应和倍(bei)数效应，从而带动着(zhe)中国经济增长。
然(ran)而中国经济的(de)高速增长从十年前(qian)开始发生了变(bian)化。中国的制造业(ye)增加值开(kai)始超过美国，自此一(yi)直蝉联全(quan)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同时，GDP也超(chao)越了日本，成(cheng)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ti)。然而也正是(shi)从这时候开始(shi)，中国的(de)经济增速开(kai)始下行。
对此，刘俏用(yong)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xing)进行了分析：一个国(guo)家的经济(ji)增长可以由资(zi)本的增长、劳动力的(de)增长和TFP的增长来(lai)解释。在推进工业(ye)化进程中，我国的TFP增速(su)是很高，但在成(cheng)为全球制造业第一(yi)大国之后，第三(san)产业（服(fu)务业）占GDP的比重开始逐(zhu)渐超过第二产业（制(zhi)造业）。
“一个国家完成了(le)工业化进程，就很难(nan)继续保持很高(gao)的TFP增长，这是我(wo)们现在面临的一(yi)个底层逻辑。”刘俏指出，要保持中(zhong)国经济健康(kang)稳定发展，应(ying)对TFP下降，就(jiu)必须寻找经济增长的(de)新动能。在(zai)他看来，拉动TFP增速最需(xu)要的是数量(liang)巨大的投(tou)融资，而“再(zai)工业化”、 “新基(ji)建”、碳中和(he)等基础核(he)心行业领域，都可能成(cheng)为TFP增速的来(lai)源。
建立(li)基于广义价(jia)值而非GDP的政策体(ti)系
刘俏(qiao)在研究中(zhong)发现，政策(ce)空间大的(de)国家，即使信(xin)贷上升速度快，未来(lai)出现金融风险的(de)几率也不高。当一个(ge)国家投资效率较高时(shi)，政策空间对防范(fan)金融风险的(de)作用更为显著。
刘俏指出，传统(tong)的投资率、杠(gang)杆率衡量(liang)以GDP为锚，过(guo)高估计了投资率(lu)和金融风险爆(bao)发的可能，会导致(zhi)政策制定者在面临不(bu)利经济状况的时(shi)候采取过(guo)度谨慎的(de)财政政策和(he)货币政策，而政(zheng)策的失当，反而加(jia)剧了危机爆发的(de)风险。
刘俏认为，整(zheng)体价值比较(jiao)大的国家，积极财政(zheng)和货币政策空间(jian)比较大，而当(dang)采用积极的政(zheng)策回应时，往往(wang)能够避免金融危机的(de)爆发。由此(ci)，刘俏提出了(le)新的宏观经济政(zheng)策框架——基于(yu)广义价值(zhi)而非GDP的政策体(ti)系。
刘俏(qiao)再次强调，我国目前(qian)仍需要大(da)量投资产业变革过(guo)程中大量的关键(jian)领域、节(jie)点行业。而(er)如何构建新的投、融资体系，则是宏观政策体(ti)系需要直面的(de)重要问题。将宏观政(zheng)策锚定我(wo)国的整体价值（CV）而非GDP，这将为财政(zheng)政策和货币政策的(de)积极实施提供更(geng)为开阔的(de)空间，这(zhe)在目前经济结构剧烈(lie)转变、新旧动能(neng)交替的大背景下极为(wei)重要。
与此同时(shi)，刘俏还指出，我(wo)国宏观政策(ce)目标体系不应局限于(yu)当期的GDP或是当(dang)前GDP增速，而应(ying)该转向几个(ge)“有利于”：有利(li)于新动能(neng)的出现，有利于生态文(wen)明建设和碳(tan)中和目标的实(shi)现，有利于(yu)经济保持一定(ding)的增速，有利于1.5亿个大中小微和(he)个体工商户保(bao)持活力；长远讲，有(you)利于国家整(zheng)体价值的(de)提升，有利于(yu)形成强大(da)的国家核心竞争力(li)。
对(dui)于政策措施，刘俏(qiao)建议，可(ke)以采用更(geng)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he)货币政策：可以考虑以国债置(zhi)换地方政府债务(wu)，释放地方政府(fu)投融资活力。同时(shi)规范投资，强(qiang)化市场化资源(yuan)配置，新增资金投入(ru)关键领域和(he)节点行业，包括(kuo)双碳目标、中小企业(ye)扶持、共同富裕、新基建（5G/6G、地空天(tian)通信网络(luo)）、生育(yu)福利、基础(chu)研发、美丽乡村、人力资本投资(zi)、新型城市(shi)化和公共(gong)服务体系等。
